李德胜主席的两个儿子，“杨氏”兄弟住在董牧师前妻黄慧光家的那段日子里，上海地下党受到了一次比一次更加严重的破坏。

　　从1933年9月开始，为对付中央特科安插在军警特务中的警报系统，中统特务采用了“细胞渗入”的手段打入上海地下党内部。所谓“细胞渗入”，就是抓到人后立即带到附近旅馆突击审问，快速办理秘密自首手续，然后马上释放，使叛徒不被发觉，作为内线细胞渗入中共党组织。由此，情况变得更加险恶。有多么险恶呢？

　　中统的报告说：“这种迂回地向共党秘密进攻，自1933年9月开始，到1934年底检查成绩时，已查明的共党干部有485人，其中已接受我们任务的有183人。因此，共党在上海的一般活动，我们又恢复到随时了解的程度。”“1934年4月至8月，5个月间，我们对于红队的内容已完全明了，它一共有35人，其中有我们的伪装人员7人。”

　　就这样，大名鼎鼎的特科“红队”，被中统派遣的“细胞”打入破坏，一日之内全体队员在大街上全部被俘。反复劝降无效后，邝惠安、孟华庭、赵轩、陈杰明四人被执行绞刑处决。邝惠安就是红队队长。

　　1934年6月26日，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特务逮捕，与其一起先后被捕的还有秘书处负责人李德钊、全总党团书记袁孟超、江苏省委书记赵立人，以及工作人员、巡视员、交通员共20余人。李竹声在特务劝降下叛变后，供出盛忠亮等人的住址。

　　1934年10月5日，第二任上海中（蟹）央局书记盛忠亮、管电台的周秀珠、电台台长王友才等九人先后被捕。

　　1935年2月19日，上海中（蟹）央局机关第三次被破坏。第三任书（蟹）记黄文容、组织部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部长朱镜我、文委书记阳翰笙和社联党团书记许涤新等36名党员干部被捕。董牧师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和上级失联。

　　这三次大破坏使上海地下党的机构几乎损失殆尽，人员损失尤为巨大，只能从上海各系统中抽调一些干部组成临时班子，暂时负担起上海中央局的领导工作。1935年3月下旬，成立了由刘仲华(中（蟹）央（蟹）军（蟹）委干部)、贺昌之(中央特科干部)、浦化人(中央宣传部干部)为首的上海临时中（蟹）央局。

　　可是，只过了四个月，1935年7月22日，上海临时中（蟹）央局又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大破坏，被搜查的机关达三十余处，上海临时中（蟹）央局负责人浦化人等39人被捕。

　　在这样的形势下，1935年8月，上海军委和中央特科负责人王世英根据王明、康生的来信，决定撤销上海临时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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