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着一头毛驴，托着行李出去化缘，走到距离所住寺庙一百六十余里处寿州附近的一个村庄，他停下来在一口井边喝水。因为没有水桶无法打水，他便走向一村屋，那儿有三个小孩在门口玩耍，他便向他们借水桶。

　　没有人理会他，他随手拍了下一个小孩的头，忍渴赶路，但走不出三里，就被几个村民逮住，他们指控明远偷割了小孩的辫子。

　　这些人不由分辨，将僧人拴拿，然后将行李进行搜查，并没有发现辫尖，然后他们将其押解到村民家中，将僧人吊打，并用改锥扎，孩子的父母要求僧人发誓他的孩子不死，僧人被殴扎无奈，只好画符保佑，这些人才放掉了受伤的和尚，让他回自己的庙里。

　　县府的差役听说此事后赶去调查，孩子的父亲将明远写的符咒和保证字据交给了差役，差役立刻通知了官府，由官府派人拿获了明远。

　　在初审中，案犯试图就从他行李中搜出的可疑物品作出解释，明远说，他的祖父曾担任总兵，因此他称自己有世袭官职。对于如此冥顽不化的案犯审讯他的官员们决定予以重刑，一个星期后明远就死了。

　　在官僚机构的最高层——军机处，即便大臣们普遍对案情产生了怀疑，却依旧像工具一样执行皇帝派下来的任务，他们除了全力以赴清剿外绝无其他想法。皇帝已经在这个案件中投入了那么多的个人威望和道德权威，停止清剿并非收回成命那么简单。

　　欧洲大陆发展起来的关于巫术中魔鬼的作用并没有在叫魂案中被提起，审判官们依赖嫌犯的口供多于“专家”提供的咨询，在很多时候，欧洲的巫术审判中孩子是作为证人站在法庭上的。

　　弘历在即位之初就立誓要在他过于仁慈的祖父和过于严厉的父亲之间寻找到一个“中庸之道”，他确实找到了一条这样的道路，但方式是极为奇怪的，他在宽容和严厉这两极之中来回摆动，一方面是不允许官员们对囚犯滥用刑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暴民峰起，正是这个因素制约着他谨慎行事，一方面是他对臣仆们的严厉训斥，他始终认为清剿不力是最令他痛恨的“官场恶习”导致的，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地自我保护，这促使他通过秘密渠道进行通讯联络。

　　官僚们处于这种夹击之中，虽然他们个别人会被挑出来进行惩罚，但作为整体他们的地位还是想当稳固的。官僚制度的特性决定了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可以阻挡任何一种形式的狂热。同样这也意味着像孟子那样有胆识直抒己见的人变得更为稀缺，叫魂案最后翻案也并非取决于普通官僚的一般素质，而是依赖于少数几位身居高位的大臣的作为，他们敢于告诉弘历这是一桩错误的案件，依据是虚假的供词，如果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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