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纷争、流血，无数的改革、革命，无数从无到有的的战争，无数由盛到衰的王朝，都围绕着这个近乎永恒的话题展开。在工业文明兴起之前，土地几乎是人类社会中唯一的基础资源，是人类文明延续的根本依赖，也是数千年来人们自相残杀的罪魁祸首。

　　从游猎社会步入农耕社会，标志着人类自原始社会步入文明社会的第一步。因为土地，人类开始进行更为严密的劳动分工；因为土地，人类开始进行更为全面的制度规范；因为土地，族群日益衰落，因为土地，国家开始出现。

　　无论史学家们持何种观点，无论现代社会关于人类文明演化阶段的划分是否科学是否客观，无论是东方的史学家还是西方的史学家，都毫无异议地肯定一点，在工业文明出现之前，任何所谓的有记载的人类政治文明史都是一部土地分配与再分配的历史，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土地，是唯一推动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原动力。

　　每一次时代的更替，都以土地为标志；每一次王朝的变迁，都以土地为内容。

　　西周建立的封建制的核心，是对土地的所有权做出了从上到下的等级式分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天子，天子是天下最大的地主。

　　这是一个终极的地主，一般而言，凡是过于绝对的，往往是最不实惠的。因此天子实际拥有的土地非常少，只有京城周围那么一点点而已。其他的土地，则大多以“分封”的模式被天子分给了自己的家人、大臣和贵族们。

　　天子分封出去的这些家人，这些大臣，这些贵族，叫做公、侯、伯、子、男。而这些接受天子分封的皇亲大臣贵族，如今被我们称作“诸侯”。

　　诸侯之下，则是分封的士大夫，也是士。士最开始的时候，都是诸侯的门客，也是妥妥的无产阶级。士的理想，便是重新分配天下的土地，以更为合理的模式，用更为科学的制度，以便能够让有限的土地保障更多的人的利益。

　　于是，有了商鞅的“二十等军功爵位制。

　　无论汉朝二十等军爵制，还是三国时期的曹魏屯田制，以及现在隋唐的府兵制，其实都是以商鞅二十军功为基础的军爵变种。

　　谁能够更合理更科学地分配土地，谁便是民心所向。

　　那些无数次高喊着“均田地”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领袖们，他们永远不会明白，平均并不总是合理的，只有让自己的士兵能够通过战争获得利益，只有让自己的百姓愿意通过从军获得土地，他们才会拼出性命为领袖们打出一片红彤彤的江山。

　　秦朝因为不能保证军爵可以授田，于是百万虎狼之师让刘邦兵不血刃而入。大唐也是因为没有土地封赏府兵，于是安史之乱，黄巢之乱，藩镇割据。

　　陈应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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