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示这是再好不过的了。

　　詹姆斯没有她那么热情。他知道别人会怎么说：他挣得不够多——他妻子不得不出去找工作。尽管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他仍然记得他母亲每天早早起来，穿上制服去工作。一年冬天，她因为流感在家里休息了两周，他们不得不关掉暖气裹在两床毛毯里面。到了晚上，他母亲会给自己粗硬的双手涂油，想让皮肤变得柔软一些，见此情景，他父亲会愧疚地离开房间。“不，”他告诉玛丽琳，“等我成为终身教授，我们就不缺钱了。”他拉起她的手，掰开她的手指，吻她柔软的掌心。“告诉我，你不会再想着出去工作。”他说。最后她终于同意了，但是，她还是保留了汤姆·劳森的电话号码。

　　第二年春天，詹姆斯——新晋终身教授——开始上班，孩子们开始上学，玛丽琳待在家里折叠洗好的衣服，这时，电话响了——弗吉尼亚州圣凯瑟琳医院的一位护士告诉玛丽琳，她母亲去世了。那天是1966年4月1日，玛丽琳的第一个反应是：真是个可怕的、没有品位的笑话。

　　婚礼那天过后，她已经近八年没和母亲说话，在此期间，她母亲也没给她写过一封信。内斯出生、莉迪亚出生，玛丽琳都没有通知母亲，连孩子的照片都没给她寄过。有什么好说的？她和詹姆斯从未讨论过她母亲在婚礼那天对这场婚姻的评价：这样不对。她根本不想再去回忆。所以，当詹姆斯晚上回到家时，玛丽琳只是简短地说了句：“我母亲死了。”然后她走到炉子那里，又补充道，“草坪需要修了。”他立刻明白，他们不会再讨论这件事。晚饭时，玛丽琳告诉孩子们外婆去世了，莉迪亚翘起脑袋问：“你难过吗？”

　　玛丽琳看了丈夫一眼。“是的，”她说，“难过。”

　　她母亲的后事需要处理：签署文件、安排葬礼。所以，玛丽琳离开詹姆斯和孩子们，开车去了弗吉尼亚——她早已不把弗吉尼亚当作自己的家——整理母亲的遗物。出了俄亥俄，进入西弗吉尼亚，大小河流闪过车窗，女儿的问题一直在她脑中回响。她无法给出肯定的回答。

　　她难过吗？更多的是惊讶，惊讶于自己竟然还是如此熟悉母亲的房子。即使过了八年，她仍然记得怎么晃动钥匙——先向下，再向左——才能打开门锁；仍然记得纱门会自动缓缓关闭，发出嘶嘶的声音。前厅的炉火燃尽了，起居室的厚窗帘拉上了，但她能够凭直觉在黑暗中前进。她在扶手椅、搁脚凳、桌子和沙发之间灵活地穿行，一下子就准确地摸到电灯的棱纹开关。这里本可以成为她的家的。

　　灯光亮起，她看到自己小时候那些熟悉的破旧家具，褪色的淡紫墙纸，上面有丝绸一样的纹理。瓷器柜里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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