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大明朝，王迪觉得，在弃子溺婴这件事上，儒家理学盛行的宋朝，差不多算是达到了历史峰值。

　　长江以南的地区，绝大多数的乡村百姓，受限于温饱这一类的根本原因，每家每户通常只会养活两男一女三个娃。

　　在没有避孕措施的前提下，一旦家中婴孩超过了这一数量，那么毋庸置疑，杀婴…尤其是杀女婴这回事，不说家家户户都干过这事吧，至少也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比例！

　　办法嘛，很简单。

　　将婴孩死死按入冷水盆之中，待几声呻吟过后，这么个“小麻烦”…便算轻而易举地解决掉了。

　　不忍心自己下手造成杀孽的，出门走远点往那荒郊野外随手一扔，也挺方便的。

　　大才子苏轼写给鄂州地方官朱寿昌的信中便建议到，希望“故杀子孙，徒二年”的法律规定，能够切实推行到鄂州各县各乡村之中，警醒底层百姓杀婴是要付法律责任的。

　　可惜了，法不责众。

　　是以，在王迪的思想观念当中，那个官与民俱是特别富有的宋朝，生子不举这回事，竟然成了最为突出的社会伦理问题。

　　一直到了有着“六贼之首”名号的蔡京，上了份箚子提出了倡议，宋徽宗在任期间推行《居养法》的时候，全国各地这才陆陆续续涌现了名为“居养院”的慈善机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一下全国各地的鳏寡孤独贫穷者。

　　其中，特别规定了“遗弃小儿，乃雇人乳养”的律法，尽最大限度保证那些被遗弃孤儿的生存问题。

　　只不过，认真翻阅着手中档案，查到南宋时期创办了慈幼庄的江东转运副使真德秀，及设立婴儿局的湖州通判袁甫这二人以后，时至今日，有关抚育遗弃婴孩的慈善机构，竟特么绝迹了！

　　无论是官办的，还是民营的，亦或是由寺庙道观主持经营的涉及到育婴慈幼性质的机构，统统没有了。

　　按道理来说，算得上是孤儿出身的太祖高皇帝，应该比较重视这一块啊。

　　老弱病残，其中的老、病、残，还有亡者都有人照料了，为何没有一点生存能力的弱小婴孩，就没人管呢？

　　随口问了下当值的那位精于史学的侍讲学士范宗，出乎王迪意料的就是，他本以为这位不食人间烟火，一门心思都放在了书籍上面的书呆子，会给出诸如“云蒸霞蔚开新韵，海晏河清享太平”这一类的无用言辞。

　　哪曾想，人家范宗，一条条说得还挺在理。

　　“回禀陛下，慈幼一事，臣认为，相较于秦汉唐宋这段时期，我圣朝在这一方面做得确实不尽如人意。”

　　既然皇帝问起来，从不撒谎的范宗，有一说一，不存在一点避讳的念头。

　　注意到皇帝没有任何怪罪的意思，未有过多犹豫，范宗继续讲道：

　　“陛下，《大明律》规定：乞养异姓义子、以乱宗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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